循环：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且终将周而复始
作者：JA Westenberg 原文：https://www.joanwestenberg.com/the-loop-everything-has-happened-before-and-everything-will-happen-again
1637 年 2 月，荷兰哈勒姆 (Haarlem) 的一颗郁金香球茎卖到了 5,200 荷兰盾。这个价格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皇帝运河 (Keizersgracht) 旁的一栋豪宅，相当于一个熟练工匠十年的总收入。这颗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 (Semper Augustus) 的球茎，花瓣上交织着纯白与焰红的条纹。然而，买家甚至连它的影子都没见过。他买下的只是一张代表未来花朵的纸合同。短短三周内，市场崩盘。那些抵押了作坊去购买“空气期货”的人们，不得不回到家中，满面愁容地向家人交代这破产的惨剧。
不到一个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又卷土重来，这次是“南海公司” (South Sea Company) 。公司董事们印发了宏伟的招股说明书，却拒绝说明公司到底经营什么。两个世纪内，法国投资者又疯狂抢购约翰·劳 (John Law) “密西西比计划” (Mississippi Scheme) 那毫无价值的债券，该计划承诺的密西西比黄金根本不存在。到了 1840 年代，主角变成了铁路股票，十分之一的英国投资者把钱投进了从未动工的铁路。1920 年代是广播股票；1990 年代后期是互联网 (dot-com) 泡沫；2008 年是分层打包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那些收了银行钱的评级机构给这些垃圾资产打出了 AAA 的高分；2021 年，是猴子头像的 JPEG；而到了 2026 年，主角变成了 AI 股票。
在每一次疯狂上演前，总有人出书论证为什么“上一次的教训不会再重演”；而在每一次狂欢推向顶峰时，人们总像诵经祈祷般低语着同一句话： “这次不一样。”
……但其实，从来没有什么不一样。
难道不是吗？
我想表达的观点是……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总是在反复做着近乎相同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们的“认知硬件”从未升级——运行着 21 世纪文明的大脑，本质上还是一个“旧石器时代的大脑”。它是在稀树草原上的 20 万年和农业定居点的 1 万年间塑造而成的。它恐惧的东西、渴望的东西，乃至失败的方式，都与我们的祖先如出一辙。
这个“循环” (Loop) 本身，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操作系统。
其他的一切——政治体制、技术、语言、意识形态——都只是“应用层” (Application layer) 。应用程序会更新换代，但操作系统却一成不变。当同一个报错信息在古罗马、在 1933 年的柏林、在 1975 年的金边，以及在 2024 年美国郊区的一个周六下午反复出现时，问题一定出在“内核” (Kernel) 里——而这个内核，从来没有被打过补丁。
经济泡沫
金融泡沫（我指的是所有的金融泡沫）是这个循环中最纯粹的体现。价格飙升，贪婪压倒理智，债务层层叠加，直到地基坍塌。不到十年，同样的人或他们的下一代，就会重新入局。周而复始。
在下一次泡沫破裂前，每一次教训都会被详细记录。Charles Mackay 在 1841 年撰写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体的疯狂》 (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这本书在伦敦金融家中极度畅销，然而正是这群人，转身就将巨资投入到拉丁美洲的采矿骗局中，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那些投资国家。1929 年，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 Irving Fisher 宣称股市达到了“永久性的高点”——结果九天后，大崩盘降临。2005 年，Alan Greenspan 向国会作证称美国房价反映的是当地实情，不存在全国性泡沫；2008 年，现实狠狠打了脸。
人类大脑在处理“概率风险”时存在天然的缺陷：它倾向于为了高概率的微小收益而忽视低概率的灭顶之灾；它会将“社会共识”误认为是有价值的信息；它的多巴胺回路对“预见收益”的奖励远比“获得收益”本身更令人上瘾。 正如那句话所说：狩猎的过程比享用猎物更令生物兴奋。
人类在每一步都会算错风险。但奇怪的是，整个金融业竟然是建立在“市场能将个体的错误聚合成群体智慧”这一假设之上的。事实并非如此。市场聚集的是“惊群效应” (Stampedes) ，剩下的交给“群体认知”就行了。当你身边的人都在买入时，你“不买”的代价不仅是财务上的，更是社交上的。你错失了盈利，你的邻居发了财，你的妹夫在年夜饭桌上炫耀——大脑会将此视为对你“地位”的威胁。在灵长类动物的逻辑里，地位受损就等同于生存受到威胁。Solomon Asch 在 1951 年的从众实验证明，普通人宁愿否定自己双眼看到的客观事实，也不愿违背一个自信群体的意见。所谓泡沫，本质上就是一场涉及巨额真金白银的 Asch 实验。
每个泡沫都以同一个发现收场：这项资产根本不值那个价；但每个泡沫又都始于同一个信念：这一次，它真的值。
强人统治
独裁强人总会准时登场，且其出现的土壤惊人地一致：恐惧的中产阶级 + 瘫痪的社会机构 + 失去公信力的当权者。一旦这些因素集齐，十年之内必会有人跳出来，承诺要用铁腕手段“剪除一切乱象”。
公元前 49 年的 Caesar；1799 年的 Napoleon；1922 年的 Mussolini；1933 年的 Hitler；1946 年的 Perón。自那以后的名单长到无需赘述。所谓的“强人”其实是一种社会性“表型” (Phenotype) ；他是灵长类“支配等级”本能与政治动荡交织出的产物。黑猩猩群有“首领” (Alpha males) ，人类社会也一样。在稳定时期，权力分散在各机构中，受法律约束，并通过选举轮换。但在动荡时期，权力会迅速向个人集聚。Frans de Waal 观察到这种模式在阿纳姆 (Arnhem) 的黑猩猩群中上演；Hannah Arendt 则见证了它在 20 世纪的人类社会中重现。其底层逻辑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死亡的人数。
显然，处于压力下的人脑并不想要冷静的磋商，它想要的是“权威”。不确定性带来的能量消耗比坏消息更高，因此我们的前额叶皮层 (Prefrontal cortex) 会拼命想要消除模糊感。当它无能为力时，就会将控制权移交给更原始的脑回路——那些回路宁愿要一个简单的答案，也不在乎它是否正确。核磁共振 (MRI) 研究显示，当人们面对模糊的政治图像时，杏仁核 (Amygdala) 的激活模式与恐惧反应几乎无异。在脑化学层面，“不知道世界是否安全”的焦虑感，等同于“正处于危险中”。
迟早会有人愿意站出来提供那个“简单的答案”。那个声称只有他能拯救世界的人，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因为那些先他一步相信这一点的群众早已给了他反馈。他的对手口中的“谎言”，在他听来却是神圣的“启示”。恐惧的民众与野心家之间的反馈回路共用着同一套神经学机制：他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他。
这个循环大约每 30 年就会经历一次从建立到崩溃的过程。这个时间跨度刚好够经历过上一任强人的那代人老去，同时又足够短，让他们的孙辈正好在政治舞台上活跃，并由于缺乏敬畏而“愿意再次尝试这套实验”。
替罪羊
当社会陷入阵痛时，人们总要找个目标来怪罪。他们很少反思体制，也很少质疑既得利益者，而是将目光投向弱者——那些边缘化的、牺牲掉也不会让大多数人感到心疼的群体。
黑死病时期的欧洲犹太人被诬陷毒害水井而惨遭火刑；魏玛德国时期，犹太人再次成为恶性通胀的罪魁。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天主教徒被像猎物一样悬赏追捕；1965 年和 1998 年的印尼华商；1994 年卢旺达的图西族 (Tutsis) ——在短短一百天内，80 万人被相处了几代人的邻居用砍刀残杀。还有 9/11 后的穆斯林，以及古往今来、随处可见的移民。
法国文学评论家 René Girard 描述了这种机制，他认为“针对无辜者的暴力”是社会凝聚力的引擎。他在 1972 年的《暴力与神圣》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中阐明了这种结构：一个充满内斗的社群发现，只要集体攻击一个单一的受害者，就能达成一种诡异的和解。受害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必须“意见一致”。最让我感到不寒而栗的是，罪恶感在此时是缺位的：一旦重锤落下，人群归于沉寂，社群反而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净化”。
Girard 的理论之所以不被主流社会科学待见，是因为他说出了人们最不想听的真相：群众的团结是用一个无辜者的鲜血换来的，而这种机制根本不在乎意识形态。它同样适用于中世纪的天主教徒、雅各宾派革命者、纳粹党徒或现在的“推特暴民”。人群需要受害者，而且这个受害者必须足够无辜，因为毁灭他的罪恶感必须沉重到让人不敢独自背负，所以事后的“集体否认”成了必然。
“替罪羊循环”是压力之下的神经反应。大脑在不到 200 毫秒的时间内就会自动完成“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划分，甚至早于你的主观意识——这是人类祖先在稀树草原上生存的关键。40 米外的陌生人可能意味着贸易，但也可能意味着死亡，你根本没时间深思熟虑。煽动家们深谙此道（或凭直觉感知到了这一点）。他们将这种人类无法关闭的感知捷径武器化，为那些抽象、无形的痛苦提供了一张具体的脸孔。剩下的，交给人群去发泄。
吞噬自己的发明
印刷机曾被寄予厚望，认为它能让知识民主化。它确实做到了，但在此之前，它先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宗教战争。1455 年 Gutenberg 印刷了第一部圣经；到 1517 年，马丁·路德的论纲在几周内传遍欧洲；1618 年，三十年战争爆发，导致三分之一的德语人口丧生。Elizabeth Eisenstein 在 1979 年的《作为变革推动者的印刷机》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中指出，这项本应带来光明的技术，也让占星术、猎巫手册和反犹传单实现了工业化量产。印刷机放大了一切，包括那些它原本旨在消除的偏见。
广播曾被认为能教育大众。然而，它让希特勒的指令直接传到了德国每一个厨房；让 Father Coughlin 在 1930 年代向 3000 万美国听众散播言论；让 1994 年的卢旺达广播电台成了协调大屠杀的工具。电视曾被认为能提高选民素养，结果它却把选民变成了“视觉动物”。Marshall McLuhan 在 1964 年的《理解媒介》 (Understanding Media) 中预言了这一切，却在当时被斥为江湖骗子。
社交媒体曾被认为能连接世界。
结果它确实做到了，而这种“连接”本身成了最大的问题。
每一种重塑社会的工具都遵循相似的轨迹：最初被宣传为乌托邦，在人们理解它之前被大规模采用，十年后引发集体恐慌（已太迟），再过十年被（拙劣地）监管。当某种文化终于对这种工具有了深刻认知时，社会组织结构早已围绕它完成了重组。这反映了技术变革速度与社会适应速度之间的“结构性错配”。
一个大脑在采用新工具时，永远无法预见到它的“二阶效应” (Second-order effects) ，因为这种认知的滞后是生理性的。电报普及花了 50 年，互联网花了 20 年，智能手机只用了 10 年。
而生成式 AI (Generative AI) 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就变得无处不在……
“适应滞后”的时长保持不变，意味着每一项新技术带来的破坏性都比前一项更强。我们现在正在采用的工具将塑造下个世纪，而我们甚至还没能消化上个世纪的发明。我们还没完全理解印刷机、广播、电视，社交媒体的副作用就已经在那些拒绝承认现实的人身上实时上演了。
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
人类并非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而是关于残酷的“记忆”会消退，尽管知识还白纸黑字地写在那里。没人会忘记一战的伤痛，它只是在人们心中不再鲜活了。
亲历战争的那一代人发誓“绝不再战”，他们的子女深信不疑，但到了孙辈，这种信念就开始动摇。到了第四代，战争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词汇，是老照片里使用过时武器的人们所经历的往事。William Tecumseh Sherman 在晚年四处演讲反对战争，台下的观众听得十分专注，然后转头在 1898 年把自己的儿子送去了古巴战场。
挺过 1918 年的那代法国人修筑了马其诺防线 (Maginot Line) ，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再来一次索姆河战役。然而，他们的后代却被一种建造围墙时根本不存在的新战术击溃，败给了他们早已忘记去恐惧的敌人。越战设计师 Robert McNamara 在 2003 年的纪录片《战争之雾》 (The Fog of War) 中承认，他当时设计的政策是错误的，而且这些错误的原因他当时其实心知肚明。 那部纪录片在入侵伊拉克期间上映；教训就在大银幕上向数百万人播放，但坦克依旧滚滚向前。
你可以告诉一个孩子火会烧手，但你无法让他感同身受那种灼热。无法感知的教训无法阻止这种行为。Wilfred Owen 在 1917 年写下了《为国捐躯》 (Dulce et Decorum Est) ，揭露了那个“为国牺牲是甜蜜且光荣的”谎言。这首诗出现在每一本英国中学的教材里，但它阻挡不了任何一场战争。从 1648 年到 1945 年，欧洲大国间战争的平均间隔约为 40 年。这恰恰是“战争记忆”从下一代投票者的身体中完全消退所需的时间。1945 年后的欧洲和平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在能够说出“我记得”的那代人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前，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二十年。 到那时，该发生的，依然会发生。
道德恐慌
1692 年塞勒姆的审巫案，20 人因证据极其苍白而被处决。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反天主教情绪。1950 年代，Fredric Wertham 的《诱惑无辜》 (Seduction of the Innocent) 引发了美国参议院对漫画的调查。还有后来的摇滚乐、龙与地下城（当时的一代父母坚信这个骰子游戏会让孩子加入撒旦教）、1980 年代英国的录像带禁令、Tipper Gore 在 1985 年针对重金属音乐举行的听证会、说唱音乐、科伦拜枪击案后的暴力游戏、社交媒体、TikTok、跨性别权利。感觉就像是在背诵一首令人沮丧的现代版《We Didn’t Start the Fire》……
“道德恐慌” (Moral panic) 的剧本从不改变：某种老一辈人不理解的新生事物出现，某处有人声称它在毒害下一代，媒体放大恐惧，立法者跟进。恐慌最终平息。
20 年后，每个人都承认当时反应过度了。
然后，下一场恐慌开启。
这种恐慌源于对“失去控制”的畏惧。当父母或一种文化意识到下一代正在构建一个他们无法踏入的世界时，这种恐怖感便油然而生。目标每 20 年一变，但内核的恐惧从未改变。社会学家 Stanley Cohen 在 1972 年的《民间的恶魔与道德恐慌》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中定义了这一现象。无论是 1980 年代的撒旦崇拜狂热（当时成年人因根本不存在的罪行入狱），还是现在的 QAnon 阴谋论，其实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制造反派、媒体炒作、不相称的法律回应。恐慌不一定非得是纯粹的臆造，它只需要“不成比例”，而它们几乎总是如此。
帝国兴衰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帝国是个例外。
罗马相信自己是永恒的。中国古代王朝将“天命” (Mandate of Heaven) 视为君权与宇宙间的契约。英国人深信他们的帝国是持续几个世纪的文明化力量。美国人则坚称自己根本不是帝国。每一个帝国项目都遵循同样的弧线：经济扩张是内核，向公众兜售的则是意识形态。随后是过度扩张，维护成本超过了收益。外围领土在慢慢或突然丧失，中心却还在坚称“一切大好”。
Edward Gibbon 在 1776 年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时，美国殖民地正好在这一年宣布独立。Joseph Tainter 在 1988 年的《复杂社会的崩溃》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中指出，当“复杂性”带来的边际回报变为负值时，文明就会崩溃。换句话说，当新增的行政层级成本高于其产生的价值时，帝国就会解体。罗马人曾层层加码，直到体制在自重下崩溃，后世的所有帝国亦是如此。
帝国是人类大规模社会组织的自发产物。支配等级会无限扩张，直到系统大到无法管理、贵到无法维系、且骄傲到拒绝主动收缩。最后的阶段总是“否认”。公元 410 年，罗马参议员们还在辩论传统农业政策，而西哥特人已经在城墙外洗劫。1911 年的奥斯曼帝国还在颁布关于已丧失领土的行政法令。希特勒自杀前的一个月，纳粹官僚们还创下了处理公文的数量纪录。1988 年的苏联还在讨论古巴糖出口的现代化，而自己的经济早已内爆。
当权力中心开始为它已不再控制的远方指点江山时，崩溃其实早已开始。
信仰循环
当现有的意义体系崩塌时，新的宗教就会兴起。随后它们会制度化、积累财富和权力，最终变成它们最初想要反抗的那种僵化存在。
从“轴心时代” (Axial Age) 到欧洲宗教改革，再到 20 世纪的政治宗教和现在的世俗替代品——从“大健康” (Wellness) 到“比特币” (Bitcoin) 。CrossFit 的铁粉与 4 世纪初的阿里乌教派信徒，其心理机制其实是一样的。那些痴迷于长篇累牍的补剂方案的人，与 Girolamo Savonarola 的追随者（他在 1497 年焚烧虚荣品，一年后被烧死）并无二致。这种通过“仪式性克制”来净化自我的冲动古老而深刻——所谓的生物骇客 Bryan Johnson 其实是在向人们兜售现代版的早期基督徒苦行僧生活。
大脑无法忍受没有故事的生活。当一个叙事崩溃时，它不会停留在真空状态，而是会抓住最近的替代品。Michael Gazzaniga 在 1960 年代对裂脑人进行的实验证明，大脑左半球会为任何观察到的行为强行制造解释，即使它根本不知道原因。
如果你不给大脑一个宗教，它就会自己发明一个。信仰的内容会变，但对信仰的需求是永恒的。
资源枯竭
美苏不达米亚的滥伐森林导致土地盐碱化；罗马北非的过度耕作让帝国的粮仓变成了荒漠；复活节岛砍光了最后一棵树，导致居民无法制造木筏出海捕鱼，被迫相食。还有鲸油、煤炭、石油、硅、算力、住房……
每一个文明都会发现某种资源，依附其生存，直到将其榨干，然后在崩溃边缘寻找替代品。这是“时间贴现” (Temporal discounting) 效应，即大脑系统性地高估眼前回报，而低估长远后果。纽芬兰的鳕鱼场曾被捕捞了 500 年，却在 1992 年后的十年内彻底枯竭。
加拿大政府在 80 年代就知道不可持续，但渔船依然照常出海。因为人们有房贷要还。每一代人都知道自己在预支未来，但没人停下来。
屠龙者终成恶龙
法国革命者处决了国王，却迎来了皇帝。
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却建立了一个更庞大的秘密警察体系。1979 年的伊朗革命废黜了沙阿，却产生了一个逮捕更多女性的神权政体。反殖民运动赶走了外国统治者，却产生了一批本土独裁者。科技公司曾经要“颠覆垄断”，最终自己成了垄断巨头。
这几乎是结构性的必然：夺取权力需要建立层级、集中权威和镇压异议——而这些正是革命起初所要反对的。正如那句话所说：解放的工具最终往往变成了控制的工具。因为在乱世，只有这些工具管用。
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认为自己在捍卫自由，却在十个月内处决了 17,000 人。Milovan Djilas 在南斯拉夫的牢房里写下《新阶级》 (The New Class) ，描述革命如何产生了一批新的特权精英。他是对的，所以他在监狱里。
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亲历过内战，所以他写出了《动物庄园》 (Animal Farm) 和《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Four) 。这两本书在学校广为传阅，却在现实中被集体忽视。那些最需要读这两本书的革命者，总是认为书里写的绝对不是自己。
卡珊德拉的预言
在每一个循环中，总有卡珊德拉 (Cassandra) 式的人物洞察先机，但他们从未被相信。
证据虽然有力，但警告却令人不快。而在人类的认知里，“不受欢迎”往往会战胜“事实”。
耶利米 (Jeremiah) 在耶路撒冷陷落前发出警告，却被投入地窖嘲笑，直到一切灰飞烟灭后才被证明正确。大加图 (Cato the Elder) 的警告被当作耳旁风。1930 年代的丘吉尔 (Churchill) 被排挤出局，而下议院却在闲聊板球。1960 年代 Eugene Stoner 警告 M16 步枪有缺陷，五角大楼置之不理，直到士兵们握着散架的步枪死在越南。还有 80 年代的气候科学家、预测了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 Raghuram Rajan、2015 年就提醒大流行病准备的流行病学家。
准确的预测并不能带来预防。
部分原因是政治层面的：听取警告是昂贵的，而忽视它在短期内是免费的。但更多是认知层面的：大脑会将不熟悉的威胁视为虚幻。我们害怕鲨鱼袭击多过车祸，害怕坠机多过心脏病。杀死我们的风险，往往不是吓坏我们的风险，因为我们的模式识别能力还停留在远古时代。
结语：循环
循环是由我们这个物种本身造成的。坏运气、昏庸的领导、糟糕的文化只是配角，真正产生这一模式的是我们的大脑。
那么，循环能被打破吗？
到目前为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最多只能“拉长”循环的间隔。1945 年后的国际秩序通过建立制衡机构换来了欧洲 80 年的和平，但这有有效期——因为机构的生命力取决于运行它们的人，而那代人正在老去。
我们非常擅长让循环加速，却不怎么擅长停止它们。
因为循环源于大脑，而你无法给人类的认知本能筑起围墙。当你身处循环之中时，很难看清真相。每一个泡沫都感觉像新时代；每一个强人都感觉像救世主；每一个替罪羊都感觉像真敌人。每一个错误发生时，当事人都确信自己并没有犯错。
如果真有出路，那就是：对他人口中显而易见的事实保持高度警惕。 在你最想走的方向上，寻找可能存在的循环。问问你自己，那些你最认同的人，是不是和之前历史上每一轮犯错的人其实是同一种人？
这不一定能救你，但或许能让你放慢脚步。这个循环已经存在了一万年，它明天依然会在。我们唯一能决定的，是在下一个循环闭合前的间隙，利用这些知识去做些什么。